（前言：為0521在北捷的所有被害者默哀，願逝者安息、生者安寧。）
有一個人殺了人，剛好是個年輕人、剛好是個大學生、剛好是無差別殺人。
根據截至目前為止的新聞訊息知道，殺人者是個高教育程度者、家境不錯、個人背景符合社會認定的正常（非單親、非隔代教養、非有就醫記錄的精神病患者等等）；殺人者極其正常，殺人者的父母家庭極其正常；正因為一切貌似正常，所以大家開始混亂並恐懼。
再平凡不過的午後，正常的搭上捷運、正常的發呆睡覺玩手機看書，一個貌似正常的人，開始執行他的無差別殺人計劃。
這令人不能接受，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理由；需要一個理由好迴避或遵循，就像是深夜不要走暗巷之類的；當似乎一切正常、找不到理由時，我們就想辦法「弄到一個」好讓自己安心。
但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是，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完全阻止這樣的獨立事件發生。
不管如何努力的去歸納貼標籤、防犯禁止，都很有可能徒勞無功、過與不及的讓公權力藉機濫權或只是虛應故事的造成擾民。
不是每個會寫血腥小說的人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不是每個帶著菜刀西瓜刀在路上的人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不是每個精神病患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不是每個在網路上勇猛嘴炮的人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不是每個被霸凌的人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不是每個打暴力電玩的人，都會成為殺人者；更不要說反社會人格者和社會運動者，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。
以上的觀點、我們都知道，但是恐懼讓我們非得找到一個標的物不可。
因為有人殺了人，所以有人開始殺死其他事物、好血祭我們的不安擔憂。
於是開始不由分說地批評起像高見廣春大逃殺這樣的小說（或電影）、或者是捷運該不該像中國一樣設置金屬探測門及檢查隨身物品、或者是針對網路上的發言開始嚴格監控、或是暴力電玩電影和搖滾樂要不要被馬賽克查禁、或是反社會人格者一定和社會運動者脫不了干係（我的天啊）、或是大學生沒那麼值得另眼相看、他們就是有問題。
都是亂源，抓起來、抓起來、抓起來、抓起來、抓起來。
一部小說，可能讓一個人對制度有更深沉的思考和自我反省；寫下小說的人，可能是為了反應這整個社會（世界）的荒謬和殘暴。網路上的嘴炮發言，有時只是抒壓（即使是仇恨犯罪的言論界定範圍有時都還有得討論）；暴力電玩電影之類的禁制就更令人搖頭，我自己（或我身邊的友人）也打很多「所謂的暴力電玩」，但我在實際生活中能殺死的最大活體是蟑螂、連大蜘蛛都無能為力。少數持著剁骨刀砍雞腿的時候，都常常手軟。
中國的金屬探測門和嚴格檢查，源於中國本身就是個壓迫人民、專制獨裁的共產政權。老實說，巴黎的地鐵系統夠複雜夠大了吧！我不記得巴黎地鐵有什麼金屬探測門，如果真的有那還是真麻煩大了；因為以前上課時我有幾天是必須帶著大型刀片、鋒利的布剪、尖銳的棒針到學校的，我背著那些物件換三條不同地鐵線到學校上課；跟所有同班同學一樣，跟整個巴黎每一天（或當天）需要帶著「可能致人於死物件」的所有人一樣。
唯一不同的事是：巴黎的地鐵警力的確是較充裕的，這一點可能是台灣捷運系統可努力的方向；但地鐵警力並不是時時存在的（那樣根本是變相的專制警察國家了吧）、很多時候必須要自己來，比方說層出不窮的扒手、搶劫，或是我單獨一個人跟流浪漢在地鐵中推打起爭執的時候。
「大學生殺人」和「學運」有關係嗎？
「反社會人格者」和「社會運動者」有關係嗎？
我的天啊！這真的已經不是邏輯的問題了，只是單純的邪惡而已；那邪惡的程度，簡直像殺人者的無差別殺人法。
用比較生活化的、也許不那麼適合的比方來說：「胖子都是愛吃懶得動」、「有體臭的人就是因為不愛洗澡個人衛生很差」、「功課很差就是因為不唸書」，很明顯你都會多想一下覺得「不是那樣啊」！
這個世界所有的事，沒有辦法那麼便利的一直線因果相互論。
不是「反社會人格者」和「社會運動者」都有「社會」兩個字，所以就可以連連看；或是「大學生殺人」和「大學生參與的學運」都有「大學生」三個字，果然就是一丘之貉。就像「蒼井空」和「蒼井優」都有「蒼井」二個字，那麼表示她們果然是一樣的嗎？不一樣啊！
邱毅、趙少康、中國時報與其他熱愛連連看的人們，你們到底在想什麼呢？
廢死很快的必須要被抓出來練，每逢此刻。
對於贊成死刑或廢除死刑，我始終無法明確站到它們任何一方；不是因為贊成死刑方面的「殺人償命」，也不是因為廢除死刑方面的「不應以殺人懲罰殺人」；純粹只是：我對我自己沒有把握，這是一個與人相關的難題、而我只是個（不怎麼樣的）人。
知道死刑並不能有效地嚇阻犯罪，但我也沒有把握當我是被害者時、我會不會痛苦憤恨到想要加害者的命。
有時我會想，可能因為我們真的還不是一個以人權立國的民主國家、所以「剝奪自由及公民權利」這樣的懲罰，會覺得還不夠重；我自己的素養還是不足、對自己沒把握，所以沒辦法站到廢死團體的身邊去；但的確我也覺得「以殺死懲罰殺死」是很值得再討論的，所以我也沒辦法不顧一切的支持死刑。
後來我常常想到的是親切的金子這部電影，對於殺人者「恨之欲其死」的被害者家屬、自己執行死刑；在那一瞬間，應該有人能毫不猶豫、但也有人會下不了手；畢竟那是一種叫作「生命」的重量，「要求殺人者被拿走生命」和「親手拿走殺人者生命」是另一回事。
不知道被害者有多痛，所以我覺得沒有資格要求非得放下或接受；不知道在那個時候，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並接受、被剝奪自由其實是相當嚴厲的懲罰；不知道如果我是被害者家屬，會不會毫不留情的拿走殺人者的生命。
生命是一件很難的事，不管是別人的或自己的。
註：我參加學運，但我不會去殺人；我參加社會運動，但我不是反社會人格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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